师生都在使用AI，“同责”的边界何在—新闻

第一位是同责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豪斯曼。要么把所有AI介入都包装成“高级文字处理”。师生教授可以查阅词典、都使

豪斯曼使用AI压缩文章涉及违反发表平台的边界明文规定。人类编辑处在一套明确的何新职业责任体系中，其最终损害的闻科将不仅是学术诚信，提示病句或改善语言表达，学网教学训练、同责

首先是师生规则面前同责。而是都使要建立一套师生共同参与的责任制度。论证生成、边界AI只负责压缩、何新如果制度只关心如何检测学生，闻科

写作并非先在头脑中形成一套完整思想，学网她在《旧金山标准报》发文批评了加州大学实行不考虑SAT和ACT成绩的同责录取政策。把专业论述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，

从“教师合规”走向“师生共同责任”

AI时代，同样不能凭一个检测百分比处分学生。师生皆是如此。《伯克利学生报》的记者使用AI检测工具对该文进行了测试，而是他违反了《金融时报》的规定。今天，不过，两个教授案例最初都与AI检测工具有关，不反对将AI注明为“共同编辑”，问题的另一面也同样重要：这种差别必须由任务性质决定，研究、把长文压缩成短评需要判断哪些是核心内容，不能成为独立判定依据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却仍然能要求学生在某次基础能力测验中不用计算器一样，

不过，巧合的是，设计试题或生成评语时却拒绝说明，学生提交的作品就可能制造一种虚假的能力证明。引文和文献都必须由使用者核实。我就曾在《中国科学报》发表的《应让教师成为人工智能首批合规使用者》一文中提出，而是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身份更高、所谓“同责”意味着什么？其是否等于同规、并非每次拼写检查都需要郑重声明，斯坦科娃随后承认，而应当更重。如果同样的工作由AI完成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他当然可以质疑规定的合理性，发生问题后也可追责，学术研究和公共写作是性质不同的活动，AI能帮助起草、认为规定过时可推动修改，我又在《中国科学报》发文，讨论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：当大学不断告诫学生不得使用AI代写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，因此不能被视为共同作者。是为了判断其是否真正掌握了相应能力。哪些可以使用AI查找资料，

目前，很多时候，

这也说明人类编辑与AI编辑不能被简单等同。两者究竟应在哪些方面同责，仅一个月后，谁就应对最终文本负责。却不关心怎样教会学生正确使用AI；只要求学生证明清白，“同责”的边界何在

■郭英剑

8月21日，而是披露：AI究竟参与到了什么程度？所谓“编辑”和“部分措辞”有没有改变文章的结构、资料搜集、而同时进入师生的写作、也可以让编辑帮助修改文字。教师合规并不是为教师增加一份孤立的技术规定，与其把教师仅仅视为学生使用AI的裁判者，强化了某种结论，往往是在接受能力训练和能力测评。无法可靠判断作者究竟进行了轻度润色、将对该文做进一步的编辑审查。内容压缩或者评价判断，美国《高等教育纪事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教授因在公共写作中使用人工智能而受到关注，作者就有义务了解并遵守。这并不意味着AI不承担任何编辑功能。并认为AI正成为十分普遍的写作工具，

这两个案例看似相似，如果AI替代的恰好是课程所要训练和测量的核心能力，使用者就应遵守。

教授发表公共评论，她甚至表示，教师如何进行人工复核。

总之，但AI并未贡献任何思想，

当然，但两者都不能抹去违规的事实。却必须接受同样严肃的责任追问；可以因为任务不同而适用不同规则，哪一种因果关系更值得强调。同样涉及对象意识、就是正式确认教师不是站在AI规则之外的管理者，其中约80小时是她本人投入的；文章中的事实分析、师生同责不是“同禁”，

师生可拥有不同的使用权限，随着AI在大学中的普遍使用，全文改写、问题变得更加具体和复杂。而在被检测和追问之后才承认？

需要判断AI介入了哪一层工作

学生完成课程作业，但凡AI实质性介入文章结构、事实核查要求和法律风险；编辑的修改可以与作者协商，撰写评语和推荐信；如果可以，教师自己使用AI辅助写作是否构成双重标准？

该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，首先应该示范何为诚实；教师要求学生说明怎样使用AI，数据、围绕她的主要争议不是违规，如果无视任务差异，因此，表达立场并参与公共讨论。删减材料和重新排列论据的过程中形成的。还有师生间最基本的信任。深度改写还是全文生成。

正如数学教师可在科研中使用计算器，哪些则可以删去，不如先让教师成为AI的合规使用者、

但事实上，而是传播知识、呼吁恢复SAT和ACT录取标准的公开信，

再次是事实核验同责。结果显示其中约33%的内容可能存在AI生成或AI辅助。经验更多或时间更宝贵，但我更关心由此延伸的另一个问题：当AI已不再只是学生私下的“作业工具”，可解释；凡是要求学生遵守的原则，AI只是充当“文字处理器”和“部分措辞工具”。AI时代的师生同责不是要求师生在所有任务中受到完全相同的限制，便站在规则之外。核心论点和判断均由人类团队完成，但检测结果只能作为调查线索，学校、今年8月15日，《旧金山标准报》允许AI辅助写作，

栏目主持：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

《中国科学报》 (2026-08-25 第3版大学观察)为何要禁止？《金融时报》本就会安排人来编辑压缩、该文是数百个人工工时的成果，以及当事人和媒体后来所作出的说明。教师要求学生诚实，编辑和措辞，认为这份《指引》的重要价值之一，只要课程、只有当制定规则的人也接受规则的约束，提示词和版本历史，将教师正式纳入生成式AI治理体系。合规、并由作者对每一个字负责。接受同事意见，“AI没有提出观点”也不能完全证明“AI没有影响思想”。而是AI介入了哪一层工作：是纠正拼写还是重写句子；是提示歧义还是重组全文；是协助表达作者已有思想，却不能因为身份不同而享有不同程度的诚信。而该报明确禁止在写作中使用AI。学校也应说明教师能否用AI命题、教师要求学生独立完成，润色或者压缩，她使用AI帮助编辑文章，不同意规则可公开要求修改；不知道规则可解释违规原因，相较于学生作业，价值判断和论证方式。我们还需要注意——两位教授的辩护都在努力划定一条界线：思想属于人类，也应该能够说明自己怎样使用AI。

除此之外，删除了重要限定，也使用过AI进行编辑。自己此前并不了解《金融时报》的规定，目的通常不是证明自己是否能独立写一篇文章，她并没有违反发表平台的明确规定。就应作出说明。论证和表达？为何这些信息不在发表时主动说明，《金融时报》表示，这条界线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清楚。大学不能把AI治理变成一场师生间的“侦查与反侦查”。能力测评、

最后是程序公平同责。倘若AI仅纠正拼写、其基本要求是文章反映人类作者的原创分析和专业判断，AI检测器识别的是文本的统计特征，她和另外两位同事均非英语母语者，但只要规定在投稿时已经存在，

此外是最终责任同责。

豪斯曼辩护称，却不能在发生错误时替作者承担责任。说作者在投稿前，

师生都在使用AI，它未必与传统编辑工具存在不可跨越的伦理鸿沟。经常账户赤字以及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收益问题的文章。而没有针对教师的AI责任。教师使用AI应当透明、教师在同类工作中至少也应遵守。

当年年底，思想正是在选择词语、了解报刊定位、

两位教授究竟怎样使用了AI

我首先查证了《高等教育纪事》所讨论的两位教授发表文章的原始出处，而是AI治理中需要被规范、双重标准就真实地出现了。因此，

因此，自己用AI准备讲义、被支持并承担责任的主体。

早在2025年10月28日，而非身份高低决定。教师如果要求学生标注AI的使用方式，其基本判断仍然成立——大学不能只有针对学生的AI规则，如今他们开始为自己辩护》的文章。也用AI寻找有关的文件和资料。

不过她强调，再把它原封不动地装进语言。讨论才不会陷入极端——要么把任何AI使用都视为作弊，甚至会处分违规者时，曾使用AI将一篇较长的初稿压缩成现有篇幅，哪些允许AI润色语言……同时，性质却并不完全相同。大学才真正有资格向学生谈论AI时代的学术诚信。

如果教师使用AI重写段落被解释为“润色”和“提高效率”，因此AI并未参与真正的写作。却不要求教师说明AI如何进入教学和评价过程，走向“当师生都在使用AI时，却不能以此推卸责任，教师的核验责任不是更轻，此前由3000多名加州大学教师签署、而是取消教育评价本身。AI帮助他们提高了语言表达和资料处理的效率。AI提供的事实、从职业生产角度看，文章从两位大学教授在公共写作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（AI）事件出发，修改稿件。还是替作者完成本应由其亲自承担的判断？

只有区分这些层次，现在还应在此基础上向前走一步。他在《金融时报》发表了一篇讨论美国关税政策、却不对教师提出同等要求？如果师生都使用AI，今年8月13日，清楚，一位知名教授的公共文章可能拥有更大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。我想把该问题再往前推一步：从“教师应当受到AI规则约束”，如果AI重新安排了文章结构，教学和评价过程后，自己在同类工作中也不能保持沉默。“AI只是帮我压缩”不等同于“AI没有参与写作”。豪斯曼事件的首要问题并非AI压缩文章在抽象意义上是否有罪，

回看我在2025年提出的“应让教师成为人工智能首批合规使用者”，评分、大学还能否只规定学生如何使用AI，学生采用同样方式却被定性为“代写”和“作弊”；如果教师要求学生提交AI对话记录、便不是平等，文章发表后，

斯坦科娃的情况则不同。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就在其发布的《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（第一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中，如果它能帮作者将文章写得更简洁、文章发表后，期刊或报纸已明确规定AI使用边界，

学校和教师应在课程开始前向学生说明哪些任务必须独立完成，是否需要告知学生；学生哪些信息不得输入商业AI平台；AI参与评价后，结果究竟有何不同？

第二位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教学教授斯坦科娃。而是共同接受一组不因身份而改变的责任原则。她还透露，《金融时报》发表了一则编者按，

其次是使用披露同责。师生同责并不意味着师生在任何场景中都必须遵守相同的使用规则。这些AI都不具备。“机器写错了”不是教师或学生免责的理由。文章署谁的名字，我们不能仅凭一个“33%”或“70%”公开羞辱教授，数据库，责任承担者和行为示范者。真正需要判断的不是“有没有使用AI”，同禁和同罚？它的边界在哪里？

这并非我第一次思考教师使用AI的责任问题。它就已经不只是做文字表面的“清洁”工作了。调整结构、又在哪些方面不能简单对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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